中国佛教第一僧 朱士行

◎无 碍汉、魏时代，官方是不准汉人出家的。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就连伊存、景卢等，也仅是居士、信徒而已。直到西晋后赵石虎时代，才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禁令，于是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第一僧--朱士行。公元249年，天竺沙门昙柯伽罗来到洛阳，开坛受戒后，中国才有了正式登台受戒的僧人，朱士行即为最早的一个。朱士行，河南颍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在洛阳出家。出家后，他专务经典，以弘扬佛法为自己的终生大事业。他在研习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佛教典籍经过口传翻译、抄录，错漏、矛盾处很多，遂下决心亲自到印度求取梵文原本，然后回国翻译，以传真经。出家后的第三年，朱士行从雍州（陕甘边境）出发，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饥渴病苦，穿过荒漠戈壁和千山万水，徒步跋涉一万一千多里，终于到达于阗国。所以朱士行不仅是我国佛教第一僧，也是西行取经的第一人，他比法显早一百四十年，比玄奘早了四百年。于阗国民风敦厚、朴实，盛行佛教大乘之法，朱士行来自中国，弘扬大乘佛教，深受人民群众和信徒的欢迎。但是整整二十年并没有寻得一部大乘佛典

新时代下中国佛教慈善的特点

明生法师慈善是学佛的根本，要成为佛教徒生命的全部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慈善委员会的主任，我有责任跟大家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做慈善。我觉得做慈善工作是我们佛教徒学佛的根本，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利生，也就是说弘法的目的是在利生，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利生，而做慈善就是利生的重要内涵。我反而比较大胆地提出一个概念，应该说慈善要成为佛教徒生命的全部。这个理念，我也向慈善工作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提出过。那如何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呢？庄严净土、利乐有情都是我们的根本教义，也是慈善工作的思想根源。大慈大悲，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教徒修行的重要内涵。做慈善，也是我们落实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义的重要过程，因此慈善工作融入我们全身心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佛教徒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有人说应该把做慈善当做是生活的习惯。这还不够！习惯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如果你想庄严生命，就必须要每时每刻都做，差别就在这里。我跟别人提出来这个慈善理念呢，就应该把它我们做为佛教徒的全身心生命，也就是要庄严佛土的根本。每个人修行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庄严佛土。释迦牟尼是说庄严国土，也是庄严佛土。落实慈善也是修行提高智慧 佛土是什么？每个人都

长安与中国佛教的六大宗派

西安在唐朝的时候是帝国的首都，是东方文明的中心，也是中华文明黄金时期的具体体现。远望八百里秦川，一片黄土之下，曾经有过多少繁华似锦。如今明月还在，苍翠的南山也依然注视着脚下忙忙碌碌的众生。云起云落，战火硝烟，多少帝王霸业，锦绣繁华，如今却都在这一抔黄土之中埋没着。常听人说古城西安历史文化背景雄厚，然而那曾经称雄于世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汉唐之都所留下来的只是现在遍布大街小巷各式各样的低档商品和著名的西安小吃吗？难道只是拥挤的马路和街角污浊难闻的垃圾吗？与罗马城的壮观的斗兽场和辉煌的图拉真广场废墟所代表的古罗马那雄浑的气势相比，很难相信这两个城市曾经都是在公元初时期东西方世界两大文明的中心，但历史毕竟是历史，一个时代过去，会留下一些历史的遗迹，就像潮水过后的沙滩上会留下许许多多的珍珠和贝壳，一个曾经延续了上千年的文明，一定也会留下些什么。任何一个满怀强烈寻宝情结的人都会对长安的现状与历史的威名之反差感到迷惑不解，那个古老的文明之都在哪里呢？那些传说中的浓厚历史文化氛围在哪里呢？当人们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佛教和那些破旧不堪的寺庙时，却发现了深埋已久的闪亮色彩。在长安城的周围有许多寺庙，寺庙在城市

坛经讲座

坛经讲座贾题韬居士主讲(1909-1998年，四川省佛协副会长)序言行由品第一般若品第二决疑品第三定慧品第四坐禅品第五忏悔品第六机缘品第七顿渐品第八护法品第九付嘱品第十序言禅宗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宗派，《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的经典，是禅宗的奠基之作，对唐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开讲《坛经》之前，谈一下我对大家的希望。一是希望大家能认识禅宗，认识禅宗的思想体系；二是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学习中得到一些正知正见；第三，说得高一些，希望能有同学在这次因缘中开悟。承担佛法不是一件小事，没有真正的力量是不行的。当今的世界可不是古代社会，是科学昌明、文化发达、技术先进的时代，要在这样的时代中振兴佛法，没有高于时代的眼界胸襟，没有真正的见地和力量是不行的。这些力量必须从修行中来，从见地中来，而不应从烦恼、分别心的意气中来。没有澡雪过的精神，而用人欲产生的那些聪明，只会把人间越弄越糟。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法修行，要明白‘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把自己充实了，完美了，改造现实世界就有极大的力量，能把自己改造得好，就一定能把自己的环境改造好。而赋予你最大力量的，就

顶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

顶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石造像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高224cm，宽113cm背屏中部高浮雕一佛二胁侍菩萨。主尊佛像圆形头光，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袈裟下摆呈三角形悬挂座前。二胁侍菩萨均为火焰纹头光，戴三叶冠，束冠宝缯平伸下折。佩戴项饰，披帛在腹前交叉绕膝上折缠臂下垂，外端呈燕尾状。二菩萨均内手在下持玉环，外手在上握莲蕾，赤足立圆形莲座上。背屏下部雕刻二护法狮，抬一前肢抚博山炉；上部刻三飞天，一正两侧，飞天披帛裙带飘扬；两侧分别刻比丘尼和供养人像。樊保儁等造释迦牟尼像北魏永安元年（528年），残高49cm，黄花石质释迦螺髻，面庞圆润，眉目清秀，双耳硕大，外著袈裟，内穿僧祗支，手施无畏印、与愿印，结跏趺坐。火焰纹背光，头光浮雕双莲瓣，外饰弦纹。长方形石座，座四面及背光侧面刻发愿文：“大魏永安元年岁次戌申十二月廿三日，佛弟子樊保儁、樊令儁、樊树儁兄弟三人等仰为帝主、下为亡父母造玉释迦文像一区。夫灵根缅邈，非妙达不能识其源；至道冲玄，非幽致无以采其趣……伏愿合门大小，因缘眷属，保无退之道心，荣日口之要业，出无生之大苦，入有生之大乐……河东郡北猗氏县。”

中国佛教义学概说

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教理研究是佛教信仰的理论基础，是学佛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佛陀把学习佛法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学佛以闻思为开端，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通达佛法的真实义，然后通过实践（修行）去印证研究的成果，最后真正体悟到佛法的要旨。从历史上看，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也是佛教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八大宗派于此形成，各宗各派高僧学者辈出，著书、立说、讲学等义学活动如火如荼，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谈经论禅。因此，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二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展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同样的，诠释经典也不能当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要与实际的修学次第相融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由此可见，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途径，是住持、传承、弘扬佛法的根本所依，也是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在佛教讲经交流会上曾说：中国佛教经典阐释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格义佛教，到南北朝时代阐释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与学派繁荣，到隋唐时期的八宗竞秀与义学兴盛，再到近现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人间佛教思想兴起，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思想选编本说明

楼宇烈无论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现状的需要来说，还是从世界文化与学术交流的需要来说，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编选一部实用的又能系统地反映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脉络，反映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主要理论，以及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的重要汉译佛典等佛教资料选编就很有必要了。1979年在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的积极支持下，我与石峻教授等合作制订了选编一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计划。当时我们确定的编选指导思想是：为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研究或讲授中国哲学史，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供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专业工作者参考。佛教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经过了一个从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矛盾冲突，到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等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也是文化移植中的一般过程。我们在选编时注意到这个过程，选入各个历史时期佛教与道家（道教）、儒家之间在理论上的争论，以及相互吸收的有关文献。诸如汉末的《理惑论》，南北朝时期有关神灭神不灭之争的资料，宋代以来调合三教的著作，如宋契嵩的《辅教篇》，元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姚广孝的《道馀录》，清彭际清的《一乘

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

◎ 赖永海一如上一章所指出的，由于大乘佛教中的佛已被本体化，佛性在印度佛教中，是以一种抽象本体形式出现的，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出现才告结束。而禅宗佛性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印度佛教中那个抽象化的佛性落实到现实的人性、心性上面。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佛教佛性理论的历史发展，更深入地说明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如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人性学说的影响，有必要对禅宗以前的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做一个简要回顾。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说，中国佛教史上较有系统的佛性理论当始自东晋慧远之法性论和南朝梁武帝的真神论。也许因为是开端，因此，慧远和梁武帝的佛性理论都带有浓厚的糅合性和过渡性。所谓糅合性，亦即不纯粹，不纯是传统佛教的佛性理论，而是把传统佛教的佛性理论与中国古代某种社会思潮或宗教、文化现象相融合。例如，慧远的法性论以法性为佛性，此法性一语，来自传统佛教，其思想内容也有传统佛教的成分，如慧远以性空、无性释法性，视法性之体性为非有非无、空有相即，这无疑具有大乘空宗般若实相的色彩；但是，当慧远把法性看成一种不变的法真性，执法性为实有，承认有一不灭之神为报应之主体时，慧远的法性又很接近于魏晋玄

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

◎ 任继愈中国是世界上佛教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佛教在我国分为三大语系，分别为：汉传佛教（汉语系佛教）、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汉传佛教：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年，主要由西域来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并开始向全国传播。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与玄学贵无派相互激扬，毗昙学崇有，也相当流行。至南北朝，在度僧造寺、开凿石窟、组织译经等方面尤为突出，汉传佛教依以形成学派和宗派的典籍，大都完成于这个时期，为形成汉传佛教的理论体系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同时，儒、释、道之间进行着长期的争论，既有激烈的斗争，更多的是互相渗透、相互吸收。隋唐时期，出现著名的译家有玄奘、义净、不空等，佛教义理由主要依附译典转向创立起多种独立的思想体系，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礼仪法规基本建立，从而出现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和三阶教等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思想不仅影响到我国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先后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宋朝时期，汉传佛教各大宗派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同时，佛教的基本理论多为

中国佛教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演 觉四十年来，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佛教迎来温暖春天，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几乎是一片荒芜中拓荒重建，从恢复振兴走向健康发展，创造了一段光辉的历史。全面深入地回顾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佛教的重生与发展，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工作，佛教界对此义不容辞。同时，要做好这项工作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需要学术界的朋友们共襄盛举、集思广益。在此，我仅从中国佛教协会的角度，提示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与事件。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开启了党在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百废待兴的中国佛教事业，进入了全面恢复时期。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逐步正常开展。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选举赵朴初居士为第三任会长，标志中国佛教协会会务和全国佛教事业踏上了新的征途。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会议提出了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会议提出着眼

王雷泉：中国佛教的围墙困境

我对当前中国大陆佛教的时代特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所谓蓄势待发，是指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民众对佛教产生爆发性的宗教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呢？答案是不能。目前民众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占据了本应属于佛教的信仰空间。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十多年前的世界宗教图表，可以看到佛教只占6%，而基督教有33%。我在2002年访问美国旧金山基督教大使命中心时，看到有一个世界地图，上面对各宗教的传播标记不同颜色的小旗，佛教被密密麻麻的基督教旗帜所包围。当时他们估计基督徒在大陆有六、七千万人，而佛教徒只有三千六百万。我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他们说参照基督徒的标准是受洗礼。衡量佛教徒的标准则是受皈依，至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烧香拜佛现象，虽然有好几亿，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在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两个领域，存在着相当诡异的东西对流局面。在世俗世界领域，追逐物质利益，呈现由西向东流动的趋势。在神圣世界领

陈兵：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及其当代意义陈兵〔摘要〕圆融是中国化佛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中国佛教理论家所创造。圆融思想虽是中国佛教大德禅观中的智能并主要运用于禅观，然其理、境无不本于印度大乘经教。在中国佛教中，圆融思想并非只是哲学的玄想、思辨的游戏，而是宗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指针，这是佛陀说法的基本精神，也与本土儒、道诸家哲学终归于伦理践履的传统相符契。圆融精神，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深深影响着古今的中国佛教。其深刻的意蕴和独具的价值，对当今世界和全人类而言，特具现实意义。〔关键词〕佛法;圆融;止观;不二;现实意义〔中图分类号〕Ｂ94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0139(2004)03-0116-07圆融，乃中国化佛学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诸宗思想的重要内容。霍韬晦先生认为:绝对与圆融，乃中国佛学的特质，中国佛教的整个方向都是向圆融之路而趋〔1〕。此言可谓如实。圆融，近代以来也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是中国佛学的一大缺点。从圆融思想的内涵看，其形成虽然不无中国本土儒、道两家思想的制约，但主要系依据印度大乘经论诠释发挥，处处引经据典，深得大乘精髓，是中印圣者智能的结晶。在世界各种

陈兵：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

佛教在输入中土的漫长历程中，以其智慧甘泉源源不绝地滋润中华大地，逐渐渗透中国文化的深层，在化中国的同时将自身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佛教独具的传统。传统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具有不易随时代变迁而改换丧失的惰性，成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不仅决定着当今、未来中国佛教的精神、性格、形态及弘传的深广度，也成为决定当今、未来整个中华文化风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值此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一下中国佛教的传统，冷静地辨清其利弊，对于佛教建设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何为中国佛教传统关于中国佛教传统，国内外学者早已有所总结。如日本佛学家木村泰贤在其《大乘佛教思想论》第二篇第三章比较印、中、日三国佛教，总结中国佛教的主要特质为三点：一、大乘为本位，小乘被认为乃权巧方便；二、通过判教，于众多大乘经中选取一种，自由解释发挥而开宗立派；三、佛教义学、禅观及戒律之隆盛，使中国佛教成为山林僧侣的专利品，虽然特重大乘，而有几分小乘的色彩。旁观者清，木村所举三点，无疑是中国佛教明显可辨的主要特征，可看做中国佛教的主要传统。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内不少大德、学者曾反省佛教历史，总结

中国佛教鼻祖高僧竺法兰

云雾缭绕，佛教南传第一寺弥陀道场。一千八百多年的东汉，印度高僧来此创建。四围峰峦形如莲花，寺在莲花中心，一朵莲花盛开的古刹禅林。我好奇追印度高僧是谁?她说：迦叶摩腾，竺法兰。高僧一：迦叶摩腾，也作摄摩腾、竺摩腾，相传是明帝永平十年(67年)来华的天竺高僧，在洛阳翻译佛经。相传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共译。高僧二：竺法兰竺法兰，东汉僧，中印度人。讽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据梁高僧传卷一载，东汉明帝派遣蔡愔至西域求取佛经，师遂于永平十年(67)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结伴前来中国，居于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所译之经另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等。后寂于洛阳，世寿六十余。中印文化渊深， 中印两国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2000多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驼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大家对玄奘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而迦叶摩腾、竺法兰则较少为公众所了解。

原始佛教：中国佛教分为哪几类

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也就是早期的佛教，佛陀在世时的佛教，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在这一阶段内，佛陀还没有被神话，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陀，与同一时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伟大思想家一样，只是觉悟的人，像老子、孔子一样的圣人，佛陀在世时，没有留下过一部经书，可以说所有佛经都是在佛陀入灭后，才被后人撰写出来的，不过阿含经是在原始佛教时期，出现过的经书，而其他经书，这一时期，都没有出现，就在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佛教开始分裂，被神话的佛陀，也就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又叫根本佛教。哲学佛教：哲学佛教与神学佛教，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哲学佛教不认为佛陀是神、是上帝、是造物主等等，哲学佛教只把佛陀当成人，一个洞察宇宙和人生真理的人，一个人格究竟完满的人，并通过学习佛陀的思想，来增长自己智慧。可以说哲学佛教接受了原始佛教的思想，仅仅如此。神学佛教：神学佛教与哲学佛教刚好不同，这类佛教很好理解，因为有些自然现象是目前人力无法解释的，而在人的能力有限时，很多现象，就都推到了神的身上，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就属神学范畴，而佛教经过后来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大量的神学佛教，也就是现在很多宗教化

杨维中：论印度佛教心性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印度佛教中，心性、心识是部派佛教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至大乘中观学之后，如来藏系经典和唯识学系干脆以其作为理论重心，印度佛教心性论进入成熟期。从思想史角度说，印度佛教心性思想前后期差别很大，其对心的本性的认定经历了心性本净到杂染并陈（阿赖耶识）的复杂变化；就哲学范畴而言，心性也经历了主体性范畴到主体性的消解，再到本体论范畴的确立等理论变化。这些形态各异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佛教心性论的面貌。无可置疑，印度佛学是中国佛教心性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一、由无我论到实相论佛陀将人生痛苦的根源归结于无明，并将其作为众生之所以沉沦于六道轮回的主因。所谓无明就是众生不懂得无常、无我的道理。鉴于此，原始佛教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两个相关的命题，并且以缘起论、五蕴论对其进行了哲学论证。行是迁流转变之义，是指展转相依、生灭相续的无限活动。《大智度论》卷四十三说：无常亦有两种：一者念念灭，一切有为法不过一念住；二者相续法坏，故名为无常，如人命尽，若火烧草木，如煎水消尽。所谓诸行无常是指世间一切事物譬如恒河大水暴起，随流聚沫，无所有、无牢、无实、无有坚固，时时处于迁流不息、瞬息即变、无始无终的过程中。原始佛

李向平：中国佛教的公共交往特征

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一种具有时代要求、中国特色、亚洲特征、国际影响的全球文化意识。它作为一种文化对话与合作的路径，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奠定文化精神资源，塑造一个和谐共享的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佛教以人间佛教的社会姿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与海外相关地区的佛教信仰体系展开不同形式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倡导国际文化新秩序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一 、基于佛教交往的对话合作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化的跨国界行动已成为处理国际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制约着国际社会关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诸关系的表达，成为国际政治中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和有效工具，以至于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能够影响全球秩序。文化的跨国界行动作为思想的输出、价值观念的交换，最能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特质和国际形象。20世纪，特别是1980年以来，中国佛教基于人间佛教的宗旨与设计，不但自身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在全球化的时代中逐步呈现出佛教应有的世界意义，即发挥中国佛教对外合作、交往对话的黄金纽带作用，凝聚台港澳等地的佛教力量，在与各国佛教界的交往中致力于塑造当代中国和谐发展的大国形象。中

杨维中：《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思想内容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思想内容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入法界品〉尽管只是《华严经》的一部分，但无论从其在全经中占据的分量来看，还是从其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以及整个东亚佛教的影响来看，〈入法界品〉无疑可以说是《华严经》的精髓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将其当作浓缩了的《华严经》来看，它不仅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华严经》的几乎全部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如何深入法界和随顺法界的典型例证和具体方法。从前者而言，举凡《华严经》的重要思想，在此品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与深化。因此，前文所论及的《华严经》的佛学思想都完全适用于〈入法界品〉。从后者而言，〈入法界品〉又是整个《华严经》的点睛之笔，深入法界、随顺法界这一《华严经》的核心旨趣在此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升华。善财童子奔赴各地向善知识求法问道，而各位善知识的指点既为善财童子指明了层层递进的阶梯，又堪称《华严经》思想的形象化图解。通过这一深入法界、随顺法界的全过程，《华严经》的深刻思想无疑更容易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入法界品〉千百年来赢得佛教信众无限敬仰的原因。鉴于此，下文将采用与《华严经》整体之佛学思想相对照、相补充的方法对〈入法界品〉的佛学思想进行解析、介绍

陈坚：《坛经》中的中国式言说——兼作“中国佛教”新解

引言途之人皆曰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然而禅宗的中国化究竟体现在何处，人们似乎并没有并且好像不屑于做一些实证性的考察和分析，倒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大而话之观点在普遍地流行着，那就是，禅宗如果不是中国化的佛教，那就不会在中国如此繁荣，比如中禅（应该是笔名）说：佛教精要在无生法忍之顿悟实质，并不在表面形式，而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不可脱离接受地域的传统特点，否则就不能生根，就不能有机融合。必须在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习俗背景中求得发展，在求同存异中获得本土特色。若与当地民俗不合，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缺乏拓展空间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完全脱离本土文化与民俗背景是不现实的，很难融于民族文化深层血脉中，然而禅宗做到了这一点。佛教讲缘起，原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包括儒道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佛教发展缘起的条件，所以说禅宗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高尚与光荣，是中华民族吸收并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绽放的花朵。这位其署名也有意表现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中禅先生是在用一种实践检验真理的反证法来论证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其观点当然没有错，但是由于他并不是在对禅宗本身的内在思想和方法进行分析，而只是在对禅宗．与中国本土文

华方田：中国佛教宗派——律宗

中国佛教宗派律宗华方田律宗是以研习和修持戒律为主的中国佛教宗派。其实际创始人是唐代高僧道宣。因道宣常住终南山，因而此宗又称南山律宗，或南山宗。又因此宗所依之律为五部律中的《四分律》，故亦称四分律宗。一、理论渊源从佛教典籍上说，戒律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佛教教义上说，戒律又是戒、定、慧三学之首。自原始佛教以来，戒律作为维护佛教僧团的重要规则而备受重视。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根据形势的需要，随机制订了各种戒律，以规范僧众的威仪举止。佛灭度后第一次结集时，由优波离诵出的律藏，经集体认可后，成为约束全印度各个僧团的共同准则。时间过了一百年许，古印度东部吠舍离城的比丘们突破了统一戒律的界限，出现了接受金钱布施等十种新的行为。耶舍于是召集七百比丘在吠舍离结集，断十事为非法，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从此，统一的佛教僧团发生了分裂。其后因各部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传戒律也有所不同。戒律的传译中土，始于三国时期。据载，曹魏嘉平(249253)年中，中天竺昙柯迦罗至洛阳，见中国僧人只落发而未受戒，即译出属于大众部的《僧祇戒本》，在中国首创授戒度僧制度。正元(254255)年中，安息沙门昙谛在洛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