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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坛经》写本跋
◎ 任继愈《坛经》在我国佛教发展史及思想史上有过深远影响,也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研究者的重视。中国僧人的语录被后代学人(禅宗一派)尊奉为经,只此一家。隋唐以后出现过不少伪经,这些伪经的作者都不敢说出作者的时代、姓名,只能伪托佛说,只有《坛经》明目张胆地标明这是惠能的言行录。《坛经》记录惠能的言行,汇编成书,需要一个过程,中间经历了若干传播者的手和口,难免有些意思与原意有出入。据日本柳田圣山教授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所列版本共十一种,它们是敦煌本、兴圣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高丽传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统本、清代真朴重朴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金陵刻经处本。此外尚有西夏文断片,及金泽文库本断片,及手抄本《曹溪大师传》。现存《坛经》的十几个版本中,分歧较大的莫过于惠能的传法偈,这个问题曾引起古今佛教研究者们的注意。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敦煌本《坛经》记录的惠能偈有两首:(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近人陈寅恪先生有专文论及这两个偈比喻不适当和意义不完备两大缺失。陈文指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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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坛经》禅法解读
《坛经》禅法解读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陈 兵中国佛教撰述中唯一被奉为经典的《坛经》,主要内容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讲堂某次传法授戒的记录。今存四种版本,学界一般认为皆经过后人的删添修改,虽然敦煌本出世最早,但传承不明,错字满篇,亦非原本。从考据学和内容的双重角度看,笔者赞同净慧法师的意见,认为经北宋云门宗大禅师契嵩所校定的曹溪古本,文、义最为可取。元代德异本被认为据此本刊印,一年后根据三种版本(包括德异本)改编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文字最繁,成为明清以来常见的流行本。《坛经》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阐述的禅法南宗禅的修习和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明心见性的技术,至今仍然具有实用性,对当今禅的修习和传扬,乃至心理学、心理治疗,能提供切实的启示。从禅法的角度看,四种《坛经》版本的思想基本一致,可以说既反映出了惠能大师禅法的本面,又是经历代禅师印可修订的集体作品。本文拟根据内容最丰富、最为流行的德宝本,对惠能大师的禅法作一现代解读,力图勾提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禅法体系。南宗禅的基本方法是应机随方解缚,强调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建立刻板的修证阶次,与藏密极重道次第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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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锠:敦煌本《坛经》录校三题
一、前言敦煌遗书中早期禅文献的发现,开启了禅宗研究的新阶段。在这些早期禅文献中,尤以敦煌本《坛经》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近百年来,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各种录校本已超过20种,并有英、日译本问世。上述诸多录校本为敦煌本《坛经》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正确看待已经发现的五个敦煌本《坛经》在录校中的作用目前发现的五个敦煌本《坛经》,因其所存文字多少有别,校勘价值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以往的录校实践中,录校者对这五个《坛经》写本,存在著厚此薄彼的倾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已经发现的这些敦煌本《坛经》在录校中的作用?第二、如何正确处理敦煌本与其他各种版本《坛经》的关系经过近百年的研究,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都主张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写本,是神会系的传本。它与后代流传的惠昕本、德异本、契嵩本、宗宝本等并非同一个系统。我们目前正在研读敦煌本《坛经》,研读中有人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但无论如何,敦煌本《坛经》出现于唐代,其他诸本出现于宋代乃至宋代以下,这一点没有疑义。目前诸多录校本整理敦煌本《坛经》时,时有依据后出的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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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坛经》思想简析
《坛经》思想简析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坛经》,唐惠能说,法海集记,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现行本有四种系统:第一,敦煌本,不分卷,现今计有六种不同的抄本。(1)旅博本,即旅顺博物馆藏本,现下落不明,只有首尾两页的照片。(2)S5475号,即斯坦因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3)冈48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片段。(4)敦博077号,即敦煌博物馆藏本。(5)北敦8958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残件。(6)西夏文抄本,共12残页,现分藏各处。第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现的覆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听以古本文繁,于干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代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所刻古本。第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卜晶,是元代风幡报恩扔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前有德异序。现今存世的古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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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坛经》中的中国式言说——兼作“中国佛教”新解
引言途之人皆曰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然而禅宗的中国化究竟体现在何处,人们似乎并没有并且好像不屑于做一些实证性的考察和分析,倒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大而话之观点在普遍地流行着,那就是,禅宗如果不是中国化的佛教,那就不会在中国如此繁荣,比如中禅(应该是笔名)说:佛教精要在无生法忍之顿悟实质,并不在表面形式,而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不可脱离接受地域的传统特点,否则就不能生根,就不能有机融合。必须在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习俗背景中求得发展,在求同存异中获得本土特色。若与当地民俗不合,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缺乏拓展空间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完全脱离本土文化与民俗背景是不现实的,很难融于民族文化深层血脉中,然而禅宗做到了这一点。佛教讲缘起,原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包括儒道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佛教发展缘起的条件,所以说禅宗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高尚与光荣,是中华民族吸收并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绽放的花朵。这位其署名也有意表现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中禅先生是在用一种实践检验真理的反证法来论证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其观点当然没有错,但是由于他并不是在对禅宗本身的内在思想和方法进行分析,而只是在对禅宗.与中国本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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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东: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魏德东黄德远在中国禅宗史上,传宗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法以心传心,这是禅宗的根本特点。但作为正宗传替的标志,在传心的同时,还要伴以一定的信物,这便是禅宗的传宗形式。就目前见到的文献看,禅宗先是有法衣传宗,后来又有《坛经》传宗。这种演变的原因何在?它对禅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此,学术界、佛教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法衣传宗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满足了一代一人的传宗要求;《坛经》传宗则是禅宗独创的中国佛教传宗方式,适应了分头并弘的历史需要。禅宗传宗形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一在佛教史上,付法传衣的说法古已有之。《杂阿含经》卷41中,即有佛付法衣于迦叶的记载:“佛告迦叶,汝当受我粪扫衣。……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付以法财?……应答我(迦叶)是。“在禅宗史上,法衣也曾是正宗传承的标志。敦煌本《坛经》中即明确记载五祖弘忍曾想在房廊下画楞伽变相和“五祖大师传授衣法”图,据惠昕等本,该图均为“五祖血脉图”,指禅宗自中土初祖达摩,至慧可,至僧璨,至道信,至弘忍,一代一人,代代单传的法衣传承图。法衣,是师父向择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