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 江 静杨曾文先生在佛教思想及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以时间线为轴，基于相应的研究成果，将杨先生对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整理分为四个时间段，分别对应萌芽、开花、结果和圆熟时期。1.萌芽期（1964-1972）如前述，杨先生从事佛学研究，可追溯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1964年。进所工作时，杨先生按照当时所里的学术分工开始接触日本佛教，这成为他此后佛教研究的滥觞。然而，杨先生的学术之路并非一路坦途。时值特殊时期，全国的学术工作者被迫停顿工作，杨先生也于1969年随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成员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参加了三年农业劳动。不过，其间杨先生对日语的学习未有停顿--一本《毛泽东文选》日文本成为彼时杨先生学习的最佳材料。1972年，杨先生从河南干校回京，接受了黄心川先生的建议，着手翻译日本近代佛教史学奠基人之一、佛教史研究先驱村上专精（1851-1929）所著的《日本佛教史纲》，由此而对研究日本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怀有一种使命感。2.开花期（1980-1982）1980年，杨先生参加由杜继文先生任主编的《佛教史》编写组，负责日本及朝鲜佛教部分的撰

李向平：佛教与近代东洋思想——近代中日知识分子佛教观比较

就其文化本质言之，近代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实为一类接受型、受容型的近代化。因此，时代及历史的限制，使近代东洋思想史中不得不以西洋文明信念作为坐标，构成近代日中知识界中进步与保守的价值判断。不与之吻合者，被斥为保守；反之，则被视为进步。那些承载着东方文化传统并代表着东方文化精神的价值观念，则相应地被抑压、排斥在近代思想主流之外。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欧文明信念之间，于是产生了近代日中知识分子的苦恼与困惑，亦有着他们在近代东洋思想史中种种的努力与抗争。这些苦恼与困惑、努力与抗争，确乎是象征着东方文化在东方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独特性、主体性，是在社会、政治外衣之下却又能超越历史时空而指向未来的价值重建。在此过程中，佛教思想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传统，其地位与作用实是不可忽视。一、时代的选择基于西洋近代化文明的标准，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一经开始，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体系便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日本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为了建立其集权政治体制，将天皇权力绝对化、合理化，强力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实行神佛分离，废佛毁释。在神道国教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曾以神佛合习之形成而成为日本历史主要文化传统之一的佛教文化

初曰分

（杂语）一日分三时：曰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金刚经曰：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审观察

【审观察】 p1340瑜伽九十九卷十九页云：于自尸罗，三时观察；或初日分，或中日分，或后日分。若见无犯；便生欢喜，昼夜精勤，随学而住。若见有犯；即便速疾如法悔除。当知如是名审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