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敦煌本《坛经》录校三题

一、前言敦煌遗书中早期禅文献的发现，开启了禅宗研究的新阶段。在这些早期禅文献中，尤以敦煌本《坛经》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近百年来，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各种录校本已超过20种，并有英、日译本问世。上述诸多录校本为敦煌本《坛经》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正确看待已经发现的五个敦煌本《坛经》在录校中的作用目前发现的五个敦煌本《坛经》，因其所存文字多少有别，校勘价值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以往的录校实践中，录校者对这五个《坛经》写本，存在著厚此薄彼的倾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已经发现的这些敦煌本《坛经》在录校中的作用？第二、如何正确处理敦煌本与其他各种版本《坛经》的关系经过近百年的研究，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都主张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写本，是神会系的传本。它与后代流传的惠昕本、德异本、契嵩本、宗宝本等并非同一个系统。我们目前正在研读敦煌本《坛经》，研读中有人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但无论如何，敦煌本《坛经》出现于唐代，其他诸本出现于宋代乃至宋代以下，这一点没有疑义。目前诸多录校本整理敦煌本《坛经》时，时有依据后出的惠

方广锠：佛教古籍定级标准

佛教古籍定级标准佛教传入我国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干，以佛教和道教为羽翼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古代儒、释、道3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独立编目、各有特点、自成体系。佛教古籍是中国古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书籍，它与其它中国古籍有一致性；作为佛教书籍，它又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籍的内涵。为了加强佛教古籍的全面保护及加强佛教古籍的深入研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制定颁发的《古籍定级标准》，充分考虑佛教古籍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综合考察佛教古籍的各方面价值，在全面比较东亚各国收藏汉文佛教古籍的状况之后，提出并制定本《佛教古籍定级标准》，作为《古籍定级标准》的补充，以为有关方面提供相关依据。佛教古籍分为善本和普通本两部分。将善本划分为一、二、三级；将具有一般价值的普本定为四级。具体条款如下：一级佛教古籍定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文物、文献、艺术价值的代表性佛教古籍。元代及其以前（包括辽、西夏、金、蒙古时期）刻印、抄写的佛教古籍。明清时期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明清时期著名佛教人物的代表性批校题跋本。元代末年以前刻版的大藏经，现存数量超过全藏1/3的。明代末年以前

方广锠：关于佛教传入两千年的几个问题

前言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经2000年左右。两千年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摄，其结果，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佛教自己的形态，从而使外来的异邦宗教，逐渐演变成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可以预期，在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优秀部分一样，必将进一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的佛教界与学术界正准备以各种方式纪念佛教传入中国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法音》1998年3月发表了王志远先生的《中国佛教初传史辨述评》（以下简称《王文》），《王文》介绍了前此中国、日本学者在佛教初传问题上的研究史及种种观点，并作了述评。该文有些叙述尚需辨正。关于伊存授经说就现有史料看，大月氏使臣伊存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一事，最早见载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其后，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释，《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法琳《辩正论》卷五，《太平御览》的《四夷部》与《人事部》，《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

方广锠：玄奘“五种不翻”三题

玄奘“五种不翻”三题方广锠玄奘法师是我国唐代着名的佛教理论家、翻译家。他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鲁迅曾称玄奘这样的优秀人物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本文拟仅就玄奘提出的“五种不翻”略述己见。一、“五种不翻”的出处根据目前所得资料,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对玄奘“五种不翻”进行研究的是梁启超。他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之事,遣词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折衷两者,最费苦心。”[1]然后举鸠摩罗什、玄奘为例说明之。其中关于玄装的文字如下:而奘公亦谓:“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三、此无故,如阎浮树。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引)”[2]梁启超称记叙玄奘“五种不翻”的资料出于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周敦义,南宋荆溪人,自号唯心居士。他的这篇序文写于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今天依然保存在大藏经中。现据《大正藏》本录文如下: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

方广锠：于初传期佛教的几个问题

于初传期佛教的几个问题方广錩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斗争、融摄协调,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思维的深层,被包容、改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佛教。这一过程,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佛教的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分为若干个时期。在此对初传期佛教的几个问题略谈些看法,以求教于方家。本文所谓的初传期佛教大体始于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以伊存授经作为开始的标志;终于四世纪末,以道安逝世、鸠摩罗什入长安作为结束的标志。初传期佛教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依附黄老之学阶段,后者为攀缘玄学阶段。两个阶段以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分界线。从总体看,初传期的佛教处在“自为”而非“自在”阶段,处在中国传统文化附庸的地位,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一、传入的时间与路线研究中国佛教首先遇到的就是传入的时间问题。由于佛教初传时并不为人所重,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使得后代对此传说迭出,纷纭不已。正如前人已经指出的,这些传说大抵是佛教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后,部分佛教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士在追溯佛教传入历史时,因渺茫无据,便

方广锠：《祖堂集》中的“西来意”

《祖堂集》中的“西来意”方广锠《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祖堂集》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禅宗语录集,“西来意”是禅宗的第一等公案。本文拟欣赏《祖堂集》中的“西来意”,尝试探究其深言微义。一、最早出处从《祖堂集》的记载看,“西来意”这一公案出现得甚早。《祖堂集》卷三“老安国师”条载:坦然禅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旨?师曰:何不问自家意旨?问他意旨作什摩?进曰:如何是坦然意旨?师曰:汝须密作用。进曰:如何是密作用?师闭目又开目。坦然禅师便悟。同卷“怀让和尚”条也记载此事,称怀让颇为出家多年,未契真理而感慨,“时有坦然禅师,睹让嗟叹,乃命云游博问。先知至嵩山安和尚处,坦然问西来意话,坦然便悟,事安和尚。师乃往曹溪而依六祖。”(第141页)上面两条记载偏重于着录禅师们的交接要点,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不很清楚。《五灯会元》的相关记载则称,坦然、怀让一起到嵩山参见老安,坦然于西来意话有悟,便留侍老安;怀让未有所得,便南下曹溪,依止惠能。从上述记载可见:第一、“西来意”的完整表述应为“祖师西来意旨”。意为“菩提达摩从西天来到东土的宗旨”。《祖堂集》中经常把“祖师西来意旨”简称为“祖师西来意”、“

方广锠：我与佛教

《佛教文化》主编何云先生打来电话，说今年是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二十周年，作为第一届的佛教研究生，让我写一点感想。一时浮想联翩。说起我的学佛经历，真是一连串阴差阳错的过程。我是所谓老三届的高中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我刮到农村去当了三年半农民，接着到西陲边境的一个师范学校去教学。我庆幸遇到一个懂教育、爱人才的校长。1972年寒假，趁林彪刚垮台，略有松动之际，他派出人员到上海古籍书店买了一卡车的古旧书。对我来说，真是得其所哉！什么《诸子集成》、《纲鉴易知录》，什么《桃花扇》、《牡丹亭》都是那时侯看的。书看得杂，又没人指点，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也不懂。批林批孔以后是评法批儒，当时大块文章连篇累牍。我看来看去地不知怎么看出一个问题：我看过一本古书，上面列有儒家的法统，其中有范缜、韩愈等等。但现在怎么范缜成了法家？如果说范缜主张神灭论，反对佛教就是法家，那么为什么同样反对佛教的韩愈却是儒家？而信奉佛教的柳宗元又是法家？我被弄糊涂了。就此想学佛教。当时能够找到的就是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我勾勾划划，把这本书几乎翻烂了。看明白多少，我也说不上。为了能学佛教，当时甚至给赵朴初先生写了一封信

方广锠：读《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

读《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方广锠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全七册,叔迦先生一生撰写的主要佛教论着基本上均已收入。书前有方立天、程恭让序言各一篇。程恭让序认为,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佛教文史研究中的一件盛事,……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学思的全貌。”方立天序指出:“《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的问世,必将嘉惠学林,推动佛学研究的开展,进而有助于弘扬佛教优秀文化传统,有益于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中华书局出版本书的意义,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周叔迦(1899—1970),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着名的佛教居士、佛教学者、佛教教育家、佛教活动家。从1927年研读三藏起,到1970年逝世,亲近佛教四十余年。这四十余年,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余年,是中国佛教经历凤凰涅槃的四十余年。因此,我认为,《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既是叔迦先生一生研究佛学的结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反映了一个中国佛教学者、佛教知识分子在这翻天覆地的四十年中的心路历程,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这四十年的历史。佛教起源于天竺,弘扬于中华。古代,它在中华大地绽开绚烂的鲜花,

方广锠：怎样读佛经—佛教研究经验谈之一

怎样读佛经—佛教研究经验谈之一方广锠初学者常把阅读佛典视为畏途,说:明明那些字都能认识,可是串到一起以后,就不知道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象看天书一样。其实,绝大部分佛典所表达的思想并不那么深奥,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么难。无论如何,现代人的知识要比古人丰富;现代人的思惟能力要比古人强。古人能够想得到、提得出的理论与观点,现代人都应当,而且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佛典那么难读呢?佛典之难,不是难在它的内容不好懂,而是难在其他方面。首先,佛典的规模实在太大,数量实在太多。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作为立教依据的最主要的典籍只有二部,那就是《旧约》与《新约》。伊斯兰教所依据的则只有一部,那就是《可兰经》。后世伊斯兰教又编纂出《圣训》,但《圣训》所传述的乃是穆罕默德的言行;而《可兰经》所传述的乃是穆罕默德发布的安拉(上帝)的“启示”,所以毕竟要以《可兰经》为基本依据。唯有佛教的经典汗牛充栋。其中既有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时代的作品,也有其后千百年间不断出现的新的经典。这些经典都以“佛说”的面貌出现,都具有权威的身份。各不同经典的思想倾向互不相同,但互相并不绝对排斥;相互虽不排斥,但各自又拥有各自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