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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王雨瞳:“法海事件”与中国梦
文学博士王雨瞳:“法海事件”与中国梦2013年的春天,是满怀梦想的开端。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金那一句动人的“我有一个梦想”又在中国人的心底重新响起。这个梦就是“中国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大大小小的梦想都含融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历史愿景里。历史上,鼎盛的中国因其博大文化的魅力而受到世界的仰慕。但近代的受屈受辱让我们久经纷乱,饱尝“落后”之苦。国人痛心于“东亚病夫”的积贫积弱,而为其身形之强健积极奔走,奋不顾身,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文化,只因一时僵化而险些将其全盘推翻。然而,徒体健不足以自强,长期忽视内心的痼疾与创痕,使人们终究感受到前行的掣肘。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用意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来借鉴:体疾的疗治显而易行,而精神的养护隐而难知。国之体魄,必内外兼济,方能久立不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正因为数千年来其文化从未断绝,流淌在每个国人的血液里,此是中国之魂。钱穆先生说:“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文化自觉,文化先行,应该成为“中国梦”的核心,因为文化是本,是源,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根。经济的进步、国家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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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 唐 人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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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佛教文学研究
陈允吉1986年初,中国社科院《未定稿》杂志的记者采访了陈允吉教授,请他谈谈自己的治学之道,以期促进该领域的研究。而今看来,这篇访谈对当下有志于佛教文学研究的年轻学子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问:您认为从事文学与佛学的影响关系研究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历?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除了懂得文学外,还要懂得佛学。我这两方面的基础都不厚,在我开始从事这项研究之前,读书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学读书期间爱好词章之学,毕业后始留意于经、史,到了文革期间参加点校二十四史,借阅图书比较方便,有机会接触一些佛典。就佛学而言,这段时间内除了看一些近人所写的佛教史著作外,还读了下面几类书:一、佛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楞伽经》、《金刚般若经》、《大般涅槃经》、《圆觉经》、《金光明经》、《思益梵天经》、《中论》、《大乘起信论》等。二、禅宗典籍:《六祖坛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神会语录》等。三、僧传及其他:《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法苑珠林》等。还有一些佛经和著作,是我到后来才去阅读的。接触以上这些资料,以读佛经原著最重要,我自己常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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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文学的精神
文学的精神(作家雪漠在首届中法文学论坛演讲)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中,对暴力的讴歌已达到极致,翻开书籍,打开电视,我们都能看到许多杀人的屠夫在作家笔下成了英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怎么能将杀害自己同类的人,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我曾跟《上海文学》徐大隆先生有过一段对话,我曾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就是,一些没有掌握真正的真理的人,去宣扬自己所谓的真理。这些人被称为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判断这种真理的价值,应当看他宣扬的真理,是否对整个人类有益。如果一个鼠目寸光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儿光明,却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间的真理,并且去拼命地宣扬这种所谓的真理,让更多的人变成瞎子,从客观上说,这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是非常可怕的,它会像瘟疫一样传向这个世界。那么,什么东西不是罪恶呢,就是你所宣扬的东西是一种真正的真理。虽然有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实际上有绝对真理,那就是要对整个人类甚至所有生物有益处,无论它讲得如何堂皇,但要是对整个人类没有好处,就绝对不是真理。所以,真理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善,就是要对人类整个群体有好处,对这个地球上的生灵有好处,甚至对整个宇宙有好处。例如,佛经上有个故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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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唐代女性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法国道教学者说: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基本教义之中,道教在观念上对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论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作了进一步解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道家哲学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罗时进在《中国妇女生活风俗》中认为:在道教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轻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独自愿望的社会角色。重阴阳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道教教义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继承了中国原始母系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的传统,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没有赶走女神,更没有使女神一个个变性;相反,原有女神不仅继续得到崇拜而且不断增添同伴,共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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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学
指带文学色彩之佛教典籍。部分学者将所有佛教圣典皆由文学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固有失于广泛之嫌,然观初期之经典,如简洁金言集之法句经,故事性浓厚之譬喻经、本生经,或构想雄伟瑰丽之维摩、法华、华严等诸大乘经,无疑均属富于文学色彩之圣典。 以梵文写成的原典,堪称文学佳作者,有二世纪马鸣(梵 A?vaghosa)之赞叹释迦佛的“佛所行赞”(梵 Buddha-carita),为印度古典文学之先驱;以舍利弗与目连为主题而编成之戏曲“舍利弗之所说”(梵 ?āriputra-prakarana);以佛陀异母弟难陀之故事为题材所作之美丽诗篇“孙陀利难陀诗”(梵 Saundarananda-kāvya)。此外有七世纪戒日王(梵 ?īlāditya)之佛剧“龙王之喜”(梵 Nāgānanda)等。又六世纪文法家坎德拉哥明(梵 Candragomin)之文典为佛教国家最普及之梵语文典,西元七、八世纪顷,有佛教徒阿摩拉新哈(梵 Amarasijha)所著之梵语辞典,其解说书达五十部之多。在巴利文方面之原典有五世纪大学僧佛音之“法句经注”、“本生经”等。 汉译经典中,如鸠摩罗什之译本,文笔优雅流畅,堪称翻译文学之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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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大学
位于日本东京之佛教大学。于大正十五年(1926),由佛教各宗大学联合创设。内设佛教学部(学院)与文学部,并有大学院(研究所)。佛教学部设有佛教学科,分专攻佛教学、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梵文学等五个研究室。文学部有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四学科。其中,哲学科复分西洋哲学、中国学(旧东洋哲学)、宗教学等三个研究室,史学科有日本史学研究室,文学科有国文(日文)学、英美文学二研究室,社会学科则有社会学、社会事业二研究室。大学院则有硕士、博士两种课程。图书馆之藏书有数十万册之多。 p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