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曼荼罗

为雕画法华经之说相的曼荼罗。又称法华经曼荼罗、法华变相。我国自古盛行法华经之信仰，故关于法华经说相之图画、雕塑亦不少。如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第九十一载，汝南侯大祥图写妙法莲华经变一铺。又大同云冈及龙门石窟中，亦发现六朝时代所刻之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之多宝塔，甘肃省敦煌千佛洞中，亦有唐宋时代之法华变相壁画数种。其中敦煌千佛洞第八窟之壁画，即法华经序品之说相，第七十四、八十一、一○二、一一七、一二○Ｆ、一六八等窟皆为法华诸品之说相。第九十七、一一一、一三五Ｃ等窟，有多宝塔之壁画及雕塑。 又密教修法华经法时，依用法华曼荼罗。据妙法莲华经宝塔品载，以释迦、多宝二佛为主尊之曼荼罗，于修法华经法时依用之。观智仪轨载其坛有三重，内院画八叶莲花，于花胎上安置窣睹波（塔），塔中画释迦牟尼如来、多宝如来与之同座而坐，八叶莲华各置一菩萨，内院四隅亦各置一菩萨；第二重院置十二菩萨及四供养菩萨；第三重院画四天王、龙王等；坛之四隅画四大明王。［法华经传记卷六、诸阿阇梨真言密教部类物录卷下、P. Pelliot: Les Grottes du Touen-Houang. 1, 3, 4, 6］ p3403

法王经

全一卷。作者不详。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五册。系初唐时之伪作。经中阐释真实大乘之佛性无性说，并谓该说乃诸法中第一、诸乘中最大乘王，故称法王经。其后，百丈广录、宗镜录等皆曾引用该经之说。今该经之抄本有：敦煌本史坦因第二六九二号、日字第三十号、咸字第二十六号、淡字第三十六号，尚有藏文译本。［开元释教录卷十八］ p3340

装饰经

即装饰华美之写经（手抄经本）。据信力入印法门经卷五之记载，梵经中，有在夹板内描绘佛像者。现存之贝叶经中亦可见此类遗例，如敦煌写经中之佛名经，于每一佛名皆绘有佛像，即属遗例之一。又绀纸金泥经在我国历代极为发达。在日本平安末期，装饰经可谓发达至极点，直至镰仓时代为止，均极盛行。通常有色纸经（绀纸、紫纸、蓝纸、红纸、香纸等）、下绘经、一字宝塔经、一字莲台经、绘入经（绘因果经之类）、刺绣经等诸种，其中以下绘经尤为华丽，如静冈县清水市铁舟寺等所藏之久能寺经、广岛县严岛神社所藏之平家纳经、埼玉县比企郡慈光寺所藏之慈光寺经及大阪市四天王寺等所藏之扇面写经等皆属之。 p5598

押座文

敦煌变文之一。系唐宋时代，以通俗方式对民间弘法时，在宣讲佛经前所唱之七言韵文。“押座”二字有镇压四座之意，故押座文有导引正题、收摄心神之功用。如维摩经押座文之末段（大八五·一二九七中）：“不似听经求解脱，学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着，经题名目唱将来。”“唱将来”三字为各押座文末句所共有。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所收之押座文类，包括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等。 p3264

对根起行法

全一卷。隋代信行（541～594）撰。为三阶教重要典籍之一。本书系依据“三阶”众生之性质及其能力之优劣，而论述实践之方法。本书现存残简，为敦煌出土之古写本，收于史坦因编号二四四六号。现存部分之内容为：(一)一乘、三乘普别不同，(二)对根起行法五段明义，(三)发菩提心见法、行法分齐。其中对根起行法复分五段阐明之：(1)三阶出世道不同所由义，(2)三阶出世处不同所由义，(3)三阶籍伴不同所由义，(4)三阶断障不同所由义，(5)三阶六法具不具所由义。本书为研究三阶教之教判论及中心思想之基本文献。此外，信行所著三阶佛法一书，与本书并为研究三阶教之重要文献。［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三阶教籍の性质、三阶佛法と对根起行（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第一部、第二部）］（参阅“三阶教”634） p5795

筝

弦乐器之一。又称秦筝，或唐琴。为自古流行于东方诸国之乐器。佛典中，其名散见于六度集经卷七、佛本行集经卷二、卷十四常饰纳妃品、正法华经卷一善权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十五、北本涅槃经卷十一现病品、大哀经卷六十八不共法品、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十七诸阿修罗诣佛所品、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六、十诵律卷十九、成实论卷十一假名相品等。说文通训定声：“筝，古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以木，唐以后加十三弦。”敦煌千佛洞出土之净土变相图中亦有类似筝者数种。［希麟音义卷二、隋书音乐志第十、通典卷一四四、文献通考卷一三七、 丝竹口传、A. 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Pl. ii, vii, xxx］ p5882

卷子本

为古代书籍形式之一，系将长条书页卷起，呈圆筒状。西方国家在极早时，已有纸草板或兽皮制成之卷子本。我国则因纸之发明，故自东汉以降，一千多年中，包括佛典在内，卷子本成为所有书籍之标准形式。在中亚发现之卷子本，几乎全为中国文化熏陶下之产物，除汉文外，尚有粟特文、西藏文、回纥文、西夏文等，皆以纸张为材料，集中于敦煌、高昌、黑水城等地，汉文卷子本占绝大部分，且许多纸张系由中国内陆运达者，书写工具有兔毛笔、木笔、苇杆笔等。敦煌出土之抄本中，多为汉文佛典卷子本，而于高昌一带所发现之摩尼教、景教经典，亦为卷子本，然似与中国卷子本不同系统。 汉文佛典卷子本，通常以浆糊连接二十至三十张纸，书籍专用之纸，长约一尺，宽约一、二尺，一尺约二十五、六公分。书写时依一尺宽之短边平行纵写，亦有依长边平行而横写者，以视线可及之适当长度结束一行。又各种文字之书写方向不同，阅读卷子本时之放置方向随之有异，如汉文、西夏文等由右而左直写，卷末在左边；粟特文、回纥文等由右而左横写，西藏文则由左而右横写，卷末皆在下方。因纸张贵重，亦有以书写过之纸的空白背面，再写经文者。此外，卷子本间或以丝绸、布、桦皮制成。桦皮卷子本目前仅于和阗发

来迎美术

随净土宗之盛行，由净土变相逐渐演变成阿弥陀佛来迎引接之动态图画。于敦煌等地可见其遗品。于日本，奈良时代即描绘于当麻曼荼罗中，惟独立之来迎图自平安中期始流行。又日本最早之来迎佛像为奈良法华寺所藏之阿弥陀三尊，次为高野山之圣众来迎图、平等院凤凰堂所画之九品来迎图、奈良兴福院之圣众来迎图、知恩院之早来迎图（迅云来迎图）、还来迎图等。 p3050

佛道无上誓愿成

为菩萨四弘誓愿之一。即坚心誓愿必证得无上佛果。又作无上菩提誓愿证。又古敦煌本六祖坛经作“无上佛道誓愿成”。（参阅“四弘誓愿”1677） p2738

歌舞菩萨

可分净土曼荼罗之歌舞菩萨与密教金刚界曼荼罗之歌舞菩萨两种。净土曼荼罗之歌舞菩萨，于各种观经曼荼罗（净土变相）舞乐会中皆绘有歌舞菩萨。敦煌千佛洞第一三九Ａ窟壁画中，台子中央有一菩萨举其足呈舞蹈状，左右各有五菩萨相向而坐，呈现奏乐之相。于当麻曼荼罗中，则描绘台前有裸形白色八童子，或舞蹈，或奏乐。其后方有二菩萨，呈坐舞之姿，左右各坐四菩萨奏乐，共计金色菩萨十人。此图意义，据证空之当麻曼荼罗注卷五载，此种舞乐，系表示众生之贪、瞋，以贪为乐，瞋为舞；以智慧为内供养，慈悲为外供养；又以慈悲为瞋，智慧为贪；以慈悲为舞，智慧为乐；而以白新生菩萨八人为众生之贪欲，以金色菩萨十人为众生之瞋恚。即以一切众生之贪欲为乐，故为诸种方便譬喻之法门。又歌舞时之乐器数量极多，形状亦有多种。此外，密教金刚界曼荼罗之歌舞菩萨，乃指金刚歌与金刚舞二位菩萨。（参阅“内四供养”1233） p5822

谈经

指以浅近平易之方式来讲说经典。系唐代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而盛行之唱导（法会或斋会时，宣说教理开导众心）。此有一定作法，因不仅有谈之部分，尚有依曲调而唱之部分，故称此为唱经或讲唱。敦煌写本中有谈维摩、阿弥陀等经者，一般总称为变文，而此依一定之经典与一定之方式且谈且唱者，在变文中须特别加以区别。此类典籍，我国学者特称为讲经文。而在以维摩经文殊问疾为题材之写本（西陲秘籍丛残所收）中，其本文中记有“此唱经文…”之文句，足证当时亦称唱经文。又讲经文之名仅见于五代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P.3808）中，又称讲唱文则可由温室经讲唱押座文（S.2440）得知。 唐代之谈经承袭魏晋南北朝以来之传统，一般虽已发展至专门之分化阶段，然基本上仍以法师与都讲为中心，例如日本圆仁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所举赤山院新罗僧之仪式，即为明显实例。于此，虽仅示仪式次第之项目，而在敦煌写本之[山*卢]山远公话（S.2073）有描写宣演大般涅槃经如来寿量品一段，而可见具体之实例。后来谈经转变为纯粹语言故事，其题材已不仅限于佛教，亦有采自历史故事、时事者，此情形早已见于中唐时代。［梁高僧传卷十三、唐代俗讲考（向达，唐

鸣沙余韵

全一帙。日本矢吹庆辉（1879～1939）编。庆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史坦因搜集之数千件敦煌出土古写本中，摘选有关佛教之古逸经典约一百数十件，编为正篇；另将若干稀世墨宝及其他卷子四十余件编为篇外。庆辉为详释本书而另作“鸣沙余韵解说”一篇。 p5952

铜钹

为寺院法会所用金属法器之一。又作铜盘。以响铜制之，形如圆盘，中央隆起一圆，中心穿孔，附以一纽。两手各持一钹，互击而出声。中亚贝沙克鲁克（Bzklik）出土之壁画、敦煌出土之净土变相、日本当麻曼荼罗虚空会、阿弥陀二十五菩萨来迎图中，皆有此法器之图像。［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佛像图汇卷三、A.Stein：The Thousand-Buddhas］（参阅“铙钹”6840） p5945

佛曲

以乐曲旋律配以佛经偈颂谱成之歌曲；或描述佛教精神之乐曲。据毛奇龄所著西河诗话载，佛曲在隋、唐即有，非始于金、元，如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婆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蜜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邪勒佛曲，入征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清代吴中佛寺，犹能作梵乐，每唱佛曲，以笙笛逐之，称为清乐，即其遗意。敦煌杂曲中尚存有部分佛曲作品。（参阅“乐”6096） p2626

守温

唐代僧。博通内外诸学。相传师曾依据印度文字，参以中华音韵，创制古汉语声类三十字母，为宋代三十六字母（汉语语音之三十六个声母的代表字）之蓝本，宋以后音韵学者多沿用之。著有清浊韵钤一卷。近来学者于敦煌发现“守温韵学残卷”写本。其余事迹不详。 p2390

如意杖

（物名）法苑珠林曰：晋敦煌沙门竺昙猷游会稽剡县赤城山，有群虎来前，猷为说法。一虎独眠，乃以如意杖打头。

石窟

又称石窟寺院、石室、窟寺、窟院、窟殿。即将山岳之岩质断崖凿成洞窟，并安置佛像以作为寺院者。其起源甚早，西元前一、二世纪之古代印度即已有之。法显、宋云、玄奘等旅印游记中即有关于开凿石窟寺院之记载，其中且有保存至今者。我国石窟之开凿，依目前所发现者推知，约在前秦建元二年（366），由沙门乐僔于敦煌鸣沙山试凿开始，直至十五世纪，历时千余年而不衰，其分布遍于中国西部、北部，自新疆之高昌、库车、甘肃之敦煌、天水，及南北二石窟，大同之云冈，洛阳之龙门，太原之天龙山，河北河南之响堂山，济南之千佛崖，南京之栖霞山，杭州之飞来洞，以至辽宁之万佛洞等，规模均极宏大；其中，敦煌石窟以壁画名闻中外，云冈、龙门则以石刻著称于世。其他江苏、浙江等地，亦有规模较小之石窟。又在西域、阿富汗之巴米安（Bamian）一带亦有许多开凿于五至八世纪间之石窟，以高五十三公尺与三十五公尺之佛像为主，部分石窟且有残留之壁画。此外，锡兰之狮子山（Sīgiriya）系凿于五世纪顷，内有壁画。朝鲜庆州石窟庵，则为新罗时代之建筑，乃积聚石材而建者，其上以土覆之，与上述石窟之性质不同。在日本，则无石窟寺院之建筑。以下简介印度与我国现存之石窟

昙旷

唐代僧。建康人。出家后学成唯识论、俱舍论，并入长安西明寺研究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等。后至河西（今甘肃武威）弘扬法义，着金刚般若经旨赞二卷、大乘起信论广释及略述二卷，于敦煌作大乘百法明门论义记一卷、大乘入道次第开决一卷。唐大历九年（774），作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上述著作近代在敦煌发现，收于大正藏古逸部。其生卒年不详。［大乘起信论略述序、鸣沙余韵解说］ p6241

昙无谶

（385～433）梵名 Dharma-raksa。北凉译经僧。又作昙无忏、昙牟谶、昙无罗谶、昙摩谶、昙谟忏、昙罗无谶。意译法丰。中印度人，婆罗门种出身。初习小乘教法，兼习五明，讲说精辩，应答善巧。后遇白头禅师，得树皮之大般涅槃经，自感惭愧，改而专学大乘。年二十，能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师又善咒术，为王所重，时人称为“大咒师”。后携大般涅槃经前分五品、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入罽宾，又至龟兹，然此二地多学小乘，遂东经鄯善至敦煌。 北凉玄始元年（412），河西王沮渠蒙逊迎师入姑臧，待之甚厚，师于此学习汉语三年，遂着手翻译涅槃经之前分，当时由慧嵩、道朗等担任“笔受”之职。后因涅槃经之品数不足，师遂赴于阗，寻得涅槃经之余品，还姑臧后陆续译之，凡三十六卷（今存者凡四十卷）。其间并应慧嵩、道朗之请，先后译出方等大集经二十九卷、金光明经四卷、悲华经十卷、菩萨地持经八卷、菩萨戒本一卷等，凡六十余万言。时北魏太武帝闻师长于方术，遣使迎请，蒙逊恐师之多术为魏所用，遂于师西归欲更求涅槃经后分（后由唐代若那跋陀罗所译出，共二卷）途中，派遣刺客害之。世寿四十九。其所译之涅槃经，世称北本涅槃经，南方则有慧严等依法显所

历代法宝记

全一卷。唐代之作品，撰者不详。又称师资血脉传、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最上乘顿悟法门。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书记录由释尊至菩提达摩多罗等西土二十九祖、东土六祖，及智铣、处寂、无相、无住、保唐宗（禅宗之一派）之事迹与传承，文末附有大历保唐寺和上传顿悟大乘禅门门人写真赞文并序一篇。又本书发现于敦煌，大英博物馆及法国国民图书馆各藏写本一部。［鸣沙余韵解说］ p6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