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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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僧官的演变
法果受命道人统其实，在后秦设置僧官制度之前，早在东晋及北魏之时，就已经建立了僧官制度。根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在晋代就有“僧司”的设置，它的时间，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在西元四○一年之前。在此同时或稍后的北魏时代，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曾敕命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来统摄僧众。太祖最初在汉地草创国业之际，虽处于兵荒马乱的状况，但仍不忘寻访高僧，探求佛理，可见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他肯定佛教是救世济人的宗教，因此，在他迁都平城后，就敕命营造五重塔、佛殿，为僧众建设讲堂、禅堂、僧房、沙门座等完备的设施。这种种护持佛教的作为，都是沙门法果建议所致，法果当时是以策划建国的立场参与其事的。法果戒行严谨，广弘佛法，受太祖迎请到平城，敕命为道人统，统领四众。法果常赞叹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见深受太祖重视，形同参谋资政一般。太宗时，担任道人统的法果，依然备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亚于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广建寺院和佛像，更请僧侣教导人民生活。永兴年间(四○九——四一三)，太宗授与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号，但都被一一辞谢。太宗经常驾临法果的住处，但是因为寺门太狭小，皇帝的车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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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官制度的起源及任务
僧录始设于后秦，北魏、北齐称沙门统、昭玄统等，至唐代重设，掌管全国寺院、僧籍、僧官补授等，“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唐中叶后设左、右街僧录二人，以后历朝多设立此职，并设有相应的僧官机构，如明、清时中央设僧录司等。僧官及其机构由鸿胪寺、礼部等政府部门辖制。僧官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权监督和控制佛教事务的重要手段。由世俗政权任命僧侣为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统御佛教的制度。僧官，即受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人，又称僧纲。主要任务为︰掌管僧籍，以僧律统辖僧尼，并充当朝廷与教团间的协调者，在官方有关机构统领之下，处理有关佛教事务。印度僧团中原设有上座、维那、寺主、直日、直月、直岁等僧职，然系僧团之自治制度，并非官方所设。僧官之设置，始于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此后各朝沿袭，代有变革。朝鲜、日本两地从中国传入佛教后，亦加以仿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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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僧官制度
根据《大宋僧史略》、《佛祖统纪》等史料记载，自汉代至西晋之间，为中国佛教之初传期，寺院、僧尼不多，译事与法事尚属初创，当时来华传教的沙门都由朝廷安置在负责接待各国来宾的鸿胪寺，因此当时有关僧尼事务就由鸿胪寺直接掌管。两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已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寺院和僧尼数量猛增，僧尼从事经济经营、参预社会事务的现象相当普遍，僧尼伪滥秽杂、违戒犯律的情况日益严重。针对这种状况，教团本身和封建官府都在积极寻求有效治理僧尼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尝试，约略于西元四、五世纪之交，中国南北两方分裂政权中的东晋、拓跋魏和姚秦先后正式设置了僧官。其中，东晋的僧官创设于安帝隆安五年(401)以前，中央僧官机构泛称为僧司，亦可称为僧局、僧省，主管僧官可能称为僧主、僧端，副职为都维那，还有若干属吏。其时地方僧官也已产生。拓跋魏的僧官始设于太祖皇始年间(396～397)，最高僧官称为道人统，但其下没有副职，也没有独立的僧务机构，僧官作为世俗政权附庸的色彩特别鲜明。姚秦的僧官制度大约在弘始三年(401)正式设立，略迟于东晋和拓跋魏，但内容比东晋、拓跋魏的僧官制度完备。中央僧官共有三员，主官称国内僧主，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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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官制度的主要内涵
僧官制度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僧官是仅仅存在于封建时期的宗教历史现象。2、僧人才有资格担任僧官，世俗之人不能。3、僧官的任职必须经过封建王朝的认可。4、一般来说，僧官的管理范围是佛教事务，不涉及世俗事务。5、僧官管理的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我认为强调僧官所管理佛教事务的行政区域范围十分重要。它可以将僧团的自我管理模式与世俗政权通过僧官制度管理佛教事务的模式严格区别开来。前者在佛教产生之初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佛教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它是僧团的一种自我管理形式，是一种内在的管理，可以视为僧团的“自律”。后者是印度佛教所没有的，是封建政权管理佛教事务的特殊形式。对僧团而言，它是一种外在的管理，体现为一种“他律”。封建政府针对佛教事务的法令和规章制度是这种管理模式的基本管理原则。这两种管理模式尽管联系密切，但存在本质区别。在中国佛教史上，经常出现某个职位的僧官由某个寺院的住持来担任的情况。当他以住持的身份管理寺院时，管理模式属于僧团意图，管理的性质就有了根本不同。作为僧官，他要管理的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这种行政区域大到全国，小到一县，而作为住持，他要管理的只是自己负责的寺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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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官制度出现的主要历史背景
由于清代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高峰期，尤其是从顺治帝开始，至康熙、雍正、乾隆几朝呈上升趋势，到乾隆时代，喇嘛数量多达1752人。在清朝，北京藏传佛教寺庙之多、规模之大、僧人之众均大大超过了元、明两代，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由于僧人数量剧增后，僧人与僧人之间、僧人和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某种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出现了僧官制度。僧官管理的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我认为强调僧官所管理佛教事务的行政区域范围十分重要。它可以将僧团的自我管理模式与世俗政权通过僧官制度管理佛教事务的模式严格区别开来。前者在佛教产生之初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佛教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它是僧团的一种自我管理形式，是一种内在的管理，可以视为僧团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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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僧官制度
佛世时代，佛陀针对弟子所犯的过失，因时因地，随机制定生活的规矩，这就是制戒的动机。当时，有关僧团的事务、大众生活的秩序，包括对于触犯戒律者的处置，完全由僧团自行裁决处分，就是所谓“僧事僧决”的最高原则。在僧团中设有上座及维那、寺主、值日及值月、值岁等职务。他们各有专司，比如：上座，是比丘大众中的长老，备受比丘众尊重，在各种悬而不决的事务，或重大纷争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份量;寺主，负责堂宇的建造、管理;维那，按照规矩指挥日常生活种种事务。他们分别负起维持僧团秩序的责任，是僧团的重要职事，只是在当时并不属于“官职”的性质。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环境，佛教寺院及僧团必然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此背景因素下，就有“僧官”的设置。僧官，是由国家任命僧众中有德望的高僧，给予官职乃至俸给，从事纠察违戒失职僧尼的统理工作，也就是负责统领全国寺院僧尼以维持教法的官职。僧官不但是僧团的统理者，更是国家的职官，因此佛教与国家政治、社会的关系，产生了互为影响的互动关系，形成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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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僧官制度
南朝的僧官制度直接承继东晋，但又适应南朝政治的特点和佛教发展状况，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僧官分中央、地方和基层三级。中央僧官是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一级僧官，官衙仍称僧司、僧局或僧省，大概由皇帝直接统辖，并不隶属于任何一种俗官机构;主官亦称僧主或僧正，常冠以‘天下’、‘国’的字样以示尊崇，并区别于地区性僧官。副职称都维那、大僧都、悦众等。地方性僧官层次较多，有的按照世俗行政区划分设州、郡僧官，有的根据佛教传播特点设立跨州、郡的区域性僧官，县级僧官唯见陈代曲阿县僧正一例。州、郡、县僧官的主官皆称僧正或僧主，副职称维那或僧都，或设或缺，随宜而定。基层僧官即寺院的僧职，包括寺主、上座、维那三种，合称为三纲。在东晋以前，寺主等僧职只是僧众推举出来协调寺院宗教生活的办事人员，并无凌驾于寺众之上的政治权力，也无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此时寺主尚不具备僧官的基本特征。东晋以降，寺院由纯粹宗教共同体演变为含有政治、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寺主等僧职逐渐由代表僧众意愿的公职人员演变为代表官府统制寺院的官员。至南朝时，寺主、上座、维那等僧职便正式成了基层僧官。其产生办法也由寺众推举，过渡为官府委派，甚或由皇帝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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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官简介
僧官是管理佛教事务官员统称。十六国后秦以道䂮法师为僧正，是为立僧官之始。南朝宋亦置僧正，梁置大僧正，唐、宋设有僧官衙门僧录司，掌众僧事。辽代上京、燕京设僧录。金代路设僧录、僧正，州郡设都纲，县设维那。元代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县设都纲司，僧官分别为僧录、僧正、都纲。路以上有总统所或总摄司，有总统、总摄等职。至大四年(1311)二月，仁宗登极，下令罢各级僧司衙门，废僧官。文宗至顺二年(1331)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以僧为总管。元统二年(1334)复罢。明代于中央设僧录司，为掌管僧人之最高机构，僧官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地方府置僧纲司、州置僧正司、县置僧会司，僧官分别为正、副都纲、僧正、僧会，均颁度牒。清沿明制。宣统三年(1911)，僧官事归民政部管辖。又，喇嘛诸官职，亦称僧官。僧官历代沿革明代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僧会司，僧会一人。僧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有僧纲等司，分掌其事。清代僧录司正印，副印，各一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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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僧官制度的设立
北魏僧官,始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硅)之时。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皇始(396—398年)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魏晋时期,佛教徒被统称为“道人”,统摄僧人之官,则被称为“道人统”;这是北魏设立管理僧务官员之始。首任道人统沙门法果,原为赵郡沙门,受到北魏皇室优遇,据《魏书·释老志》载:“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丰。至太宗,弥加崇敬。”他曾先后被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号,可谓荣极一时;死后还被追赠为“赵胡灵公”、“老寿将军”等。法果之后,有沙门师贤亦曾任道人统。师贤为厨宾人,先入凉州。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灭北凉,迁凉州居民于平城,“沙门佛事皆俱东”,师贤亦于此时来到京师。不久,太武帝灭佛(446年),师贤“假为医术还俗”,暗中仍然坚持佛教信仰。至高宗文成帝复兴佛法之时(452年),即出为沙门,由文成帝亲自为之落发,并被任命为道人统。至沙门昙曜之时,北魏僧官道人统改名为沙门统。据《魏书·释老志》记:“和平(460—465年)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少年出家,原在凉州修心禅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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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僧官的职责
沙门统、都维那等僧官的职能,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管理全国僧徒,以更好地担负起北魏统治者所期望的“巡民教化”的任务,并具体地处理有关僧务,包括制定和执行僧律,决定和批准僧尼资格,掌握管理僧祗粟等。三国时,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洛阳宣译戒律,这是中国内地传译僧律之始。后来,有些中国僧人也曾因时因地制定了一些适当的戒律条文,用以节制僧尼的行为,调节僧伽(僧团)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如晋释道安的《僧尼轨制》,庐山慧远的《法社节度》等。北魏时期,有关制定、监督执行僧律的任务,已由政府管辖下的僧官来承担。北魏曾先后数次制定“僧禁”,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沙门统僧显又一次刊定“僧禁”,立“僧制”四十七条。孝文帝为此下诏曰:“自像教东流,千令已半。秦汉华俗,制禁弥密。故前世英人,随宜兴例,世轻世重,以裨玄奥,先朝之世,尝为僧禁,小有未详,宜其修立。近见沙门统僧显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浅识,共详正典,事起匆匆,触未详究。且可设法一时,粗救习俗。须玄白一同,更茵厥衷。”除了制定“僧禁”,即宗教法令之外,僧官还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同监督这些法令的实施,对于不遵守律令的僧尼,僧官有权加以处置。北魏宣武